別再拿「民主已死」當遮羞布了

【说三道四 /文东】

香港民主黨解散、黎智英被判罪之 後，一些自稱「自由民主派」的人立刻敲鑼打鼓，高呼「香港民主已死」。這句話喊得震天響，卻經不起基本推敲。因為在他們的世界裡，民主似乎只剩下一種形態——只要不是他們熟悉、控制、或認可的政治玩法，就一律視為死亡。

這種邏輯，與其說是在捍衛民主，不如說是在為失去舞台找藉口。

先說民主黨解散。一個長期失去社會動員力、政策想像力和現實路線的政黨，退出歷史舞台，本是政治常態。民主不是政黨永續經營的保證書，更不是「我存在＝民主存在」。把政黨解散直接等同為「民主終結」，說穿了，只是把制度神聖化為個人政治情感的延伸。

再看黎智英案。討論案件時，某些人完全跳過具體行為與證據，只反覆強調他的「象徵意義」。這其實是一種極其危險的論述：彷彿只要披上「民主」外衣，就能對法律免疫。若法律必須對某些人例 外，那剩下的只會是特權，而不是法治。把依法審判說成「民主已死」，本身就是對法治精神的徹底否定。

更令人不適的，是部分香港自由民主人士對中國內地與內地人的根深蒂固的傲慢與偏見。城大副教授杜渡涉嫌行賄的案件，明明是一宗仍在審理中的個案，卻被迅速放大為「大陸人文化問題」「內地人慣於違約、貪腐」的證據，甚至被用來唱衰整個香港教育體系。

這種話術其實很熟悉：

個案一旦涉及內地背景，就變成「制度問題」；

若是本地人士，便立刻降格為「個別事件」。

所謂「自由民主」，在這裡只剩下選擇性道德與文化優越感。嘴上反歧視，心裡卻把內地人當成方便貼標籤的替罪羊。這不叫價值堅持，這叫偏見包裝成理念。

更現實的是，香港的未來，從來不在那些反覆播放的政治口號裡，而在如何重建秩序、恢復信任、對接國家發展之中。深度融入內地，不是「被吞噬」，而是經濟、教育與產業轉型的必然選項。當世界在重新組合產業鏈與市場時，繼續用意識形態對抗現實，只會讓香港自我邊緣化。

民主不是用來逃避失敗的護身符，更不是用來掩蓋偏見的遮羞布。

秩序不等於專制，融合也不等於墮 落。真正的衰落，恰恰來自那些拒絕面對變化、卻仍自以為站在道德高地的人。

如果還沉迷於「香港已死」的情緒敘事，那麼先走向終結的，恐怕不是民主，而是這套自我感動的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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